孺慕之思(思孝言永怎么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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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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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孺慕之思,思孝言永怎么解释?
意思大致就是说人能够常言孝思并且不忘记,这句话本身是出自于《诗·大雅·下武》,具体的内容是:永言孝思,孝思维则。全句的意思也就是人能够常言孝思并且不忘记,那么孝亲之思就能够成为天下法则。
2. 水浒传中武松明明喜欢玉兰?
答
武松最后一个人过一辈子的事,当一个行者,不仅仅是因官府追捕他,孙二娘给他出的假扮行者是走头无路的办法。但是对于他在二龙山成了当家的,没有把服饰改回来。说明什么呢?
一旦决定为“贼”一生为匪,就是跳进黄河洗不清了。为此他庆幸自己在血溅鸳鸯楼的时候,杀了玉兰。
武松在杀了张督军,就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他知道玉兰陷害自己,是被迫的,但是不杀玉兰,玉兰还有什么办法活下去?
武松也就在杀了玉兰以后,心性大变了,他不想死,而是活下去至于从英雄到土匪头子。就当自己是一个出家人。
武松父母双亡,他是哥哥抚养成人的,为此他把哥哥的家,当成自己的家。但是对于嫂嫂与哥哥的不般配,嫂嫂的不守妇道,他可以躲避,
哥哥的死,让他为了报仇雪恨,杀了第一个女人,这个女人是什么样子的女人呢?她在武松心里有阴影了。
张督军比较厉害,他要利用起来这个阴影,为此玉兰这个女人出场了。她让武松又一次对未来有了希望。
武松血溅鸳鸯楼,对要杀自己的人不能手软,但是他在杀玉兰的时候,手软了绕玉兰一命。玉兰会有什么样归宿呢?会和他一起亡命天涯吗?
杀了玉兰,心里一辈子的女人都是她了!玉兰在死的时候,为什么要武松忘了她,她看见了一颗心。
3. 慕是什么意思?
含义有羡慕,喜欢。
● 慕
mù ㄇㄨˋ
1. 向往,敬仰:~名。羡~。仰~。爱~。景~。敬~。
2. 思念,依恋:思~。
3. 姓。
详细解释
详细字义
◎ 慕 mù
〈动〉
(1) (形声。从心,莫声。本义:依恋;向往)
(2) 同本义 [yearn for;be attracted toward]
慕,习也。——《说文》。按,思也。
其往也如慕。——《礼记·檀弓》
巨室之所慕。——《孟子·万章》
4. 历史上乾隆和富察的爱情有多虐狗?
乾隆81岁那年,79俞妃还被他翻了牌子,当上太上皇的第二年88岁,他又收了两个16岁的妃子,明明已是踌躇蹒跚的老人,但精力一点都不输于年轻人。
一直以来乾隆给世人印象就是一生风流处处留情。
但如果你翻开历史真正了解过乾隆,一定会被他深情的一面感动流涕。
他的后宫有43位宾妃,但自始至终他只深爱过一个女子,这个女子就是他的发妻富察氏。
他和富察皇后的这一段感情,实在是太虐心了。在《延禧攻略》中,乾隆皇帝和富察皇后的爱恋真的让人感动,简直堪称"虐狗"。真实的历史也是如此。
他们的故事为什么那么虐呢?
乾隆把一生最深情都给了富察氏,但奈何情深缘浅,终究无法相守到白头。孝贤皇后富察氏是乾隆帝的第一任皇后,出生于清代著名的中后期的旗人世家。
当年雍正即将传位于弘历乾隆,雍正为了给弘历选一位正妻,特地办了场选秀。
在众多的秀女之中,外表出众文雅娴静的富察氏,让雍正一眼就看出其有母仪天下之范。
于是就择日让两人成婚,乾隆大婚那年17岁,富察氏16岁,成亲后两人居住在紫禁城西二所的重华宫,婚后二人一开始相敬如宾,后来情意相通越来越恩爱。
乾隆虽然也有侧福晋和其他的宾妃,但乾隆满眼都是富察氏,富察氏一颦一笑都占据了他的心。
雍正驾崩后,乾隆登基,富察氏也顺理成章地当上了皇后。
结婚一年以后,富察终于迎来了喜讯,她怀上了乾隆的孩子,十个月后富察氏顺利生下了一个皇子,当时整个皇宫都是一片喜气,最高兴的就是乾隆,因为这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名叫永璜。
作为嫡长子的永璜,深受乾隆的喜爱。
当时乾隆才26岁,刚登机三年,他就将年纪7岁的嫡长子名字写在了立储的密匣里。
只可惜天不随人愿,永璜还没来得及举办太子册封典礼,突然就生了一场大病,不久后就离世了,这给富察皇后带来了沉重的悲痛,整日以泪洗面。
乾隆为了安慰妻子,乾隆竟破了先例,他在朝堂上打开了密匣公开了继位人人选,追封永璜为皇太子,并且斥巨资给他建造陵墓。
心爱的永璜去世之后,乾隆一直没有立新的太子,即便当时他也有其他宾妃所生的儿子,但他一心只想传位于富察氏所生的嫡子,可以想象富察皇后是多么得宠的。
几年后,富察皇后终于再次怀胎,幸运地又生下了一位皇子,起名永璋,子凭母贵,他一出生就是皇位的继承人。
可人算不如天算,1747年大年三十,永璋一岁多时候就得了天花,夭折了。
连续承受两次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让富察皇后伤心过度抑郁成疾。
乾隆看着富察氏一天天消沉,心疼不已,于是就决定带上妻子一起去南巡散散心。
乾隆亲自带着皇后自京师南下山东,登泰山,祭孔庙,游济南,逛趵突泉,乾隆还亲自到碧霞元君庙为妻子祈福。
可就在返程的途中,天空下起了鹅毛大雪,皇后病情突然加重,没几天富察氏的贴身丫鬟跌跌撞撞地跪在乾隆面前泣不成声“皇上,皇后病薨了。”
富察氏离世了,年仅37岁。
心爱的妻子走了,乾隆悲痛欲绝,痛哭了整整一夜。
回到京城乾隆当即下令,要把这艘曾经承载过皇后的船原封不动地运回京城,因为船上有着爱妻的余温。
最后费了很多人力财力,又拆了一面墙,才将这艘大船运了回去。之后乾隆常常看着这船,默默怀念着亡妻。
回京后,乾隆当即下令将皇后厚葬,乾隆为亡妻身着素衣素服12朝,并亲为爱妻操办葬礼,先后80多次到皇后梓宫奠酒。
葬礼当天乾隆因痛失爱妻情绪悲愤交加,看什么都不顺眼,甚至在亡妻陵前大动干戈,文武百官个个都战战兢兢深怕惹祸上身。
一些没有及时上奏折对皇后表达悼念的官员,都遭殃了,无不被降罪降职。
而大学士阿克敦因下属在把富察皇后的册文翻译成满文时有误,而被判处绞监候。
他的两个大皇子永琏和永琮,因没有在皇后陵前哭出眼泪,让乾隆大发雷霆,并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前豪不留情的怒斥两个儿子没有孝道,当下就剔除了两人竞选继承人的资格。
当时永琏被吓得几近昏厥,然而回去之后不久因忧惧而逝世。
乾隆有多暴虐,就对失去妻子有多悲痛。
最后乾隆按照和富察皇后的约定,亲自为她定下谥号"孝贤"。
都说男人一生真爱只有一次,乾隆一生风流多情,但他把毕生的真爱与深情都给了这位孝贤皇后,可惜夫妻缘浅,从此阴阳相隔。
富察皇后走后40年,她平生所用的每一件物品都还原封不动地保留在寝宫里,富察氏出嫁时穿的嫁衣,都被乾隆整齐摆放在宫殿中最显眼的地方,一直到乾隆退位。
富察皇后到底是怎样的女子,能让乾隆一生刻骨铭心呢?据史料记载,富察皇后才德兼备,是百年难得一遇的贤后。
富察出身贵族,却不喜欢浓妆艳抹,也不爱珠宝,常用通草绒花来做头饰,是一个很深明大义的女子,她从与人争权夺利,从容而大度,她在世时将后宫打理地井井有条尽职尽责,不会因为自己得宠而自视甚高,乾隆对她特别放心。
她很善解人意,常常陪伴乾隆左右,为他排忧解难分担忧愁,事事为夫君考虑周全,闲暇时她还能如知己般伴夫君吟诗作对。
乾隆生病,她也是自己亲手来照顾,生怕别人照顾的不周。
在乾隆的眼里富察氏全身都是优点,并且对孝贤皇后的评价非常高:"历观古之贤后,盖实无以加兹"。
《啸亭续录》记录道:"又以金银线索缉成佩囊,殊为暴殄用物,故岁时进呈纯皇帝荷包,惟以鹿羔缉为佩囊,仿诸先世关外之制,以寓不忘本也"。
就是有一次,夫妻二人闲聊时,乾隆跟富察皇后聊到了祖先的历史,感受良多,说他们当时生活非常艰难,最好的饰品都是鹿尾巴毛做成的,富察氏就将乾隆讲过的事一直记在心里。
过后不久富察皇后竟仿照先祖入关时的形式,用鹿羔绒缝制了一个荷包送给乾隆,目的了为了提醒乾隆皇帝不要忘了祖训。
这让乾隆很感动,乾隆将荷包视若珍宝一直带在身边。
富察皇后不仅是贤惠的妻子,更是一位孝顺的媳妇。
她对乾隆的生母视如亲母一般用心伺候。
《清宫词》也记载说:"孝贤皇后事孝圣皇后最得欢心,高宗称其淑德为古今贤后,故侍遇后族宠贵无比……圣心眷注亦古今所罕见也"。
乾隆生母脾性急躁刻薄,并不好相处。
为了讨婆婆欢心,富察也费了不少心思,富察氏于贵族名门出生,而乾隆的生母是平民出生,面对脾气古怪的婆婆,她也能够放低身份常常去请安,小心伺候,处处照顾婆婆的自尊心,慢慢地才获得婆婆的肯定。
富察氏在临死前,她就叮嘱乾隆皇帝:臣妾不喜奢华,我走后一切从简即可,只希望皇上爱护万民,今生能得皇上恩宠臣妾无憾了。
乾隆在位时国泰民安政绩卓著,乾隆说富察皇后有一半的功劳,所以他在治国的功劳上也分给了皇后一份:
"十余年束,联之得以专心国事,有余暇以从容册府者,皇后之助也"。
这样一位贤良淑德兼知己的皇后叫他怎能不爱呢?乾隆却永远地失去了这位千古难遇的贤后。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富察皇后终究成为了乾隆的一颗朱砂痣,往后余生只能怀念与追思。
曾经沧海难为水 除却巫山不是云富察皇后去一年,后宫无主乱成一团,太后再三要求乾隆皇帝,立那拉氏为继后。
那拉氏也是雍正给乾隆挑选的侧福晋,太后对那拉氏一直非常满意,但乾隆对她却很寡淡。
妻子尸骨未寒,乾隆极不情愿重新立后的,但不忍心让太后伤心,最后从了她的意,立那拉氏为第二个皇后。
当夜,乾隆内心无比内疚,辗转反侧无法入眠,他不自禁来到长春宫门前,执笔作诗一首,竟是给前妻道歉而写:
岂必新琴终不及,究输故剑久相投。
立新后非我本意,我是万不得已,她们即便再好,可惜都不是你。
乾隆对那拉氏一向无感,即便成为皇后她始终都未获得乾隆帝半分怜爱之情。
那拉氏死后,乾隆帝也没有任何情绪波动,还下令按照皇贵妃的等级为她治丧。
后来他身边美女如云处处留情,新宠令妃,异域美女容妃,但再也没有一位女子令他上心。
乾隆的一首《教潘岳悼亡诗体即用其韵》中便写道:
"九御咸备位,对之吁若空"。
纵使我有三宫六院,坐拥天下美人,可是面对他们时还是无比的空虚,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没有你。
富察皇后在他的心目中是谁都替代不了的。
富察氏死后就再也没有一位女子令他难以忘记。
往后乾隆对亡妻的思念都写在了诗歌上,乾隆平生非常喜欢写诗,他的四万多诗词中有100首最为动人,竟然都是思念富察氏而写。
乾隆平均每年6次左右会亲临富察氏临陵前祭酒,直到当上太上皇,总共累积将近300次。外表风流的乾隆对富察氏的情感是外人无法想象的深厚。
富察氏去世十年后,乾隆再次登上泰山巅峰,竟是为了在绝顶上选一块石头,写下与皇后的三生之约。
乾隆五十五年春,这时的乾隆已经当上太上皇88岁高龄,他步履阑珊地来到前妻富察氏的陵前,又写下一首诗:
三秋别忽尔,一晌奠酸然。追忆居中阃,深宜称孝贤。
平生难尽述,百岁妄希延。夏日冬之夜,远期只廿年。
如果能活到100岁,那么还差20年,我们就可以相见,但我却不奢望能活到百岁。
乾隆与富察氏的爱情真的令人感动泪目。
有很多人曾质疑乾隆对富察氏到底是不是真爱,然而一个掌握天下打权的帝王,想要什么美人那时轻而易举的事,但乾隆对亡妻用情至此铭记一生,乃历史罕见,这就是真爱,虐人心弦的爱。
但往往得不到的就变成了白月光,一生念念不忘。他们在最好的年华,最深的感情时失去对方,给活着的人带来无尽的思念与伤感,这就是最虐心的地方。
5. 明清科举的八股文是指哪一些?
在清初遗民对八股文的批判潮流中,王夫之是一员主将,在反思中他极为认真地分析研究了八股文的特质、功用与写作手法,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八股文观,其独到之见在八股文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王夫之
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薑斋,又号夕堂,或曰一瓢道人、双髻外史。晚居衡阳石船山观生居,自署船山病叟,学者称船山先生。湖广衡阳(今湖南衡阳)人。
王夫之出生于中小地主之家,自小即攻读经史,且热衷于科举功名。据他自述,“身本经生,十岁授之父。弱冠,有司录以呈之君”(王夫之《王薑斋四书文自序》,清光绪刻本。),可知他二十岁时考中了秀才。崇祯十五年,二十四岁的他在武汉考中湖广壬午(1642)科举人。次年,欲入京会试,恰逢李自成争夺河南,中途遥阻,未能成行。一生心愿被毁,又吃过张献忠部掳掠之害,故终生痛恨李自成、张献忠之流。
清兵入关占据北京,又大举南下。顺治五年(1648),读圣贤书,牢固树立了夷夏之防理念的他在家乡招募义兵,奋起抗清。兵败退至广东肇庆,投桂王,受瞿式耜的推荐,任南明永历政府行人司行人。因反对内讧,曾三次上疏,揭露大学士王化澄等“误国”,并警告永历帝不要“重辱国而灰天下之心”。王化澄恨之入骨,几次陷害,阴谋杀害他。他被迫辞官。桂林陷落,瞿式耜殉难,他返回湖南。
为避难,他遁迹民间,往返于永州浯溪、郴州、耒阳、晋宁、涟邵一带,目睹了晚明因腐败所造成的各种尖锐社会矛盾,决心探寻明朝迅速败亡的原因,总结其经验教训,便隐居衡阳石船山麓四十八年。在穷困乏食之下,以“六经责我开生面”自诩,耐着饥寒疾病,锲而不舍地埋头著述,不闻外事。据他儿子王敔《大行府君行述》中所记:他“启翁牖,秉孤灯,读《十三经》《二十一史》,及张、朱《遗书》,玩索研究,虽饥寒交迫、生死当前而不变。迄于暮年,体羸多病,腕不胜砚,指不胜笔,犹时置楮墨于卧榻之旁,力疾而纂注。颜于堂曰: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船山全书》第十六册《传记之部》,岳麓书社,1996年,第73页。)以这样艰苦卓绝之精神,终于写下一百多种、四百多卷发前人之未曾发,创见叠出的著作。在湘贤邓湘皋、欧阳兆熊的鼓吹努力下,终于编成《船山全书》三百二十四卷,于晚清时刊刻出版。
王夫之讲求气节,“素恶东林、复社驰骛声气标榜之习,与中原人士、江介遗老,不相往来。”(欧阳兆熊《水窗春呓·王船山先生轶事》,中华书局,1984年,第7至8页。)清朝建立后,剃发之令极严,有“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之说。但他至死未曾剃发毁服。剃发令初下时,他正在楼上著书,“檄至,府县会营将草堂围定,郡守朱某先登楼,见先生出座拱立,不自觉其五体之投地也。亦可想见盛德之容令人钦敬,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其学识、精神和人格折服了许多代人,陶澍为其撰联云:“天下士非一乡之士;人伦师亦百世之师。”推崇备至,但非过谀。湖湘学人志士,都奉其为精神导师,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黄兴,无不如此。
王夫之自小聪明,多闻博学,为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学者。博通群籍,无所不学,于经史百家研究皆有心得,精于哲理,长于思辨。论学以汉儒为门户。死前,他自己题《碑铭》说:
“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幸全归于兹丘,固衔恤以永世。”(潘宗洛《船山先生传》,载《衡阳县志》,清嘉庆刻本。)
这里所披露的心迹是:自己抱有与东晋刘琨一样的爱国忠忱与义愤,可惜不能战死以报国;有志继承张载的正学,自愧能力达不到。寥寥数语,倾吐出他有刘琨式的爱国之心,又奉张载为正学,希图承继张载之学的心声,也勾勒出他一生的追求轨迹。
王夫之强调学问要经世致用,要格物致知,批判晚明的空谈误国,强调实学。他儿子说他“自少喜从人问四方事,至于江山险要,士马食货、典制沿革,皆极意研究”(王敔《薑斋公行述》,《船山全书》第十六册,岳麓书社,1995年,第84页。),文章乃其馀事。然而,他并不排斥文学。他工诗善文。论文反对明代的因袭模拟之风。论诗特别重视其抒情性。无论诗文,都重内容,重对现实的反映,主张以言情为主,但又反对情夺其性。即便对于当时许多人加以痛斥的八股文,他也因它是用以选拔人才的工具,有其实用性,非但不加鄙薄,还对其传输孔孟之道的功能大加肯定,并欲纠其弊、扬其正,使其成为阐发理学的利器。
他十岁受经于父,曾致力于八股文的揣摩与写作。凭藉一手出色的八股文二十岁时取得了生员名头,二十四岁以第五名考中举人。本想一鼓作气夺得进士功名,理想却被李自成打碎,成了一个遥远的梦。但对八股文仍一往情深。康熙二十二年(1683),他已入老年,在总结了明代八股文的得失之后,也对自己的少作做出反省,说“弱冠,有司录以呈之君,自不敢曰此聊以入时,壮夫不为。尝于九经有所撰述,而此艺缺然,亦缘早岁雕虫之陋,深自惭忸”(王夫之《王薑斋四书文自序》,清光绪刻本。)。然而对八股文实难以忘怀,便“略作数十首以补早年雕虫之悔,稍有发明及劝戒,不必圣贤之言如此,期不叛而已”。这便王夫之现存的八股文。
湘西草堂刻本《夕堂永日绪论》后之曾载阳、曾载述二人所作《附识》则将王夫之老来所作八股文的原因及其价值揭示得更为明白:
年六十一,各书著述将竣,于观生居授《四书讲义》,时洒笔作经书文,随手而就,亦随授所问者,而稿本不存。年七十时,自定四十篇,今存三十八篇,皆发《五经》奥蕴,当与《思问录内外篇》并传。今刊刻与《绪论》相比次,以《绪论》下卷仅详论制义之法,而《经文》一编,则先生日月江河天人性命之文也。(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三册《夕堂永日绪论附识》,岳麓书社,1996年,第698页。)
这篇《附识》指出现存王夫之的八股文是他六十一岁在将写完各种著作,给门徒讲授《四书》时写就的范文,“亦随授所问者”。七十岁时,他从中选定四十篇留存。它们“皆发《五经》之奥蕴”,当与《思问录内外篇》这种精深简明的著作并传,是“先生日月江河天人性命之文”,即深刻阐扬了孔孟之道之作。评价可谓高矣。
从《王薑斋四书文自序》及《夕堂永日绪论附识》及王夫之老来所作,精心挑选而留传至今的八股文来看,王夫之将其少时所作,即为求科举功名而作的八股文视为“雕虫之陋,深自惭忸”,只有在其晚年,在精研了儒家经典,能“发《五经》奥蕴”即深刻阐发了《四书》《五经》内在精义,能指导人们践行而作的八股文才是真正的八股文。分析王夫之现存的三十八篇八股文,可以看出它们有几个特点:
一是对题旨把握精确,这与他的经学功底精湛有关。他的经说考核精详,又实事求是,这种精深功力施之于同为说经的八股文,就显出高于一般学者的水准。
其二是说理透辟,时有创新,即他自己说的“稍有发明及劝戒”。这与他在哲学与史学方面的造诣有关。作为明清之际的大哲学家与史学家,自然会运用哲学的思想方法和史识去解经说经,其结果当然会有所发现有所发明,却又不违背孔孟的大旨。
其三,他的八股文皆平实自然,层层阐述,不刻意讲求技巧,而文皆清通可读。
古代八股文试卷
上述特点,只要分析一篇题目出自《论语·为政》之文即可说明。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 一章
圣人之所答为政之请,绎《书》而遇之也。(破题)
盖孝友者圣人之天,故曰是亦为政也。《君陈》之篇能及此乎?而理则在是矣。(承题)
且圣人之大行也,德盛化神,覃及于天下,其大用昭垂而其藏固未易测也。非有不可测之藏也,天理之流行无土不安,而性之不容己者肫然独至。盖亦昭然于日用之间,而由之者不知耳。(起讲)
或以为政勉夫子,于夫子亡当也,而有触于夫子之心,乃求所以形似其行藏合一之理,示天下以无隐。爰取《书》而咏叹之曰:《书》云孝乎?《书》其有以体孝之诚乎?《书》其有以极孝之量乎?《书》其达孝于政而推行之乎?《书》其该政于孝而包举之乎?今取而绎之,又从而涵泳之,惟孝友于兄弟,人无不可尽而何弗尽也。以是而施于有政,无待于施而无不施也。由此思之,吾将有以自信矣。(入题)
循《书》之言而苟为之矣,无有不顺也。晨而定,昏而省,恂恂而率子弟之恒乎!无形无声而乐遇其天,以翕以和而因于其性,盖将终日于斯而无有斁也,行焉而无所阻也。(前比之出股)
奉《书》之言而固为之邪?无容不慎也。不苟訾,不苟笑,夔夔而无一念之违乎!我日斯迈而喜与惧并,我月斯征而心与力诎,盖亦企及于此而有不遑也,勉焉而固无馀也。(前比之对股)
诚如是邪,以为政焉可耳。世将授我以为,勿容谢焉。天下之亲亲长长与我均焉,而只以无惭于孺慕。言有政也,斯有施也,推而准之,无所于增,奚为其汲汲哉?(后比之出股)
惟如是也,不为焉抑可矣。我既有所以为,胡他求焉!吾心之不怨不尤有其乐焉,而无可以易吾至性。业有为也,何非政也,近而取之,无有不足,抑可以逌然矣。(后比之对股)
夫安得谓我曰:自奚不为政乎?呜呼!圣人之安,圣人之诚也,漆雕开有其志,而量未充;曾皙有其量,而诚未致。善学夫子者,其颜闵乎!不改之乐,行藏之与孝哉之称,汶上之辞,所谓殆庶者也。(大结)
该文题目全文为: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按照程朱传注,这一章书应作这样的理解:
鲁定公时季氏擅权,阳虎作乱,孔子不肯出仕理国政。有人就问孔子:“夫子有这等抱负,正当乘时有为,为何不肯出仕呢?”孔子不肯正面回答,就借《周书》上的话说:“你不知《书》所言之孝吗?《书》言《君陈》能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又能推此孝友之心,以为一家之政,使长幼尊卑都欢然和睦,肃然整齐,没有不归于正的。《书》之所言如此。这样看来,人处家庭之间,能帅人以正,就是为政了。为何一定要去当官任职,才叫为政呢?”
这个题目的要旨在于要阐发孔子难以明言的不仕之意,只能以《周书·君陈》篇中的话做托词来回答别人的问答。因为他是鲁定公时的臣民,按礼法他不能直接批判鲁定公初年时的乱政。所以对《周书》中为孝即为政的奥蕴一定要揭示明白,因按理学的说法,所谓政者,只是正人之不正而已。施之于国,使一国的人服从教化,固然是为政,修之于家,使一家之人遵守礼法,也是为政。把为孝即为政的道理揭示出来,就是完整、准确地将题旨复制出来了。
王夫之在这篇八股文中的破题与承题就直接将为政与孝友相链接,指出做到《书》中的孝友即是为政,因为“孝友者圣人之天”,孔子最重视也能最好地践行孝友之道,而理由就在《君陈》之中。
起讲分两层,第一层指出孔子是以德行来泽及天下,但其行藏之机“未易测也”。第二层指出行藏即出仕与否也并非不可测,因“性之不容己者肫然独至”,“昭然于日用之间”,只是一般人不知而已。
入题的第一层实际上就是原题,即点明孔子为何要在别人问他怎么不出仕时要以《君陈》之篇的言论来作答的道理,一连用了五个疑问句,一层层深入地将《书》中关于孝及孝与政的关系阐发出来。第二层点明孔子取《君陈》篇关于孝的言论而解释为何不出仕并“涵泳之”的原因,即“惟孝友于兄弟,人无不可尽而何弗尽也。以是而施于有政,无待于施而无不施也。由此思之,吾将有以自信矣”。
正文分四股。前比两股具体阐发只要按《书》中的教言去践行孝道即可使全家遵行礼法,也就是使一家人“正”了。后比两股分用“诚如是邪”、“惟如是也”的口气肯定践行孝友之道即是在“为政”,且是“近而取之,无有不足”,暗示在季氏擅权、阳虎作乱、不能尊信孔子的情况下,使一家遵行礼法比出仕是更好的为政。
在充分阐发了行孝即为政的道理之后,作者在大结开头以孔子的口吻来反问提问者作答:“夫安得谓我曰:自奚不为政乎?”真正是理足气雄。并在大结中,作者以孔子之弟子来衬托孔子,高度点赞了孔夫子在天下无道即藏、有道即行所表现出的诚之德意来收结全文。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王夫之对《四书》《五经》研究之精深,对每一句话中的微言大义都能确切领悟,故能以代言的方式将题目的奥旨意蕴一丝不差地复制出来,且处处以经典为本来体察圣贤立言之真心,故能将孔子的心意生动准确地再现出来,又从人性的角度加以引申从而有了新意,即他自己所说的“稍有发明及劝戒”,其中的艰难之处和良苦用心,从王夫之对此文的《自评》中即可看出:
窃意夫子之言甚大甚至,兢兢一字不敢妄设,犹恐毫厘千里。旧说为定公戊辰之故而云,恐不相当。且夫子之仕,固定公季斯也。(王夫之《王薑斋四书文》该文《自评》,清光绪刻本。)
既要将孔子“甚大甚至”之言的奥旨大义阐发出来,又“兢兢一字不敢妄设,犹恐毫厘千里”,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而王夫之认为过去认定孔子不仕是因鲁定公时之无道,这种说法“恐不相当”,因“夫子之仕,固定公季斯也”,且他认为“作经义者,非取鲁、卫、齐、梁之君臣痛骂以泄其忿,则悲歌流涕若无以自容,其丑甚矣”,(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五册《夕堂永日绪论外编》,岳麓书社,1995年,第855页。)所以在文中回避前人传注之解,全力去阐发《君陈》中行孝道即为政的道理,而只将鲁定公时的无道加以暗示,不加直接论述,故与前人所作同题文相比显得立意高远,更符合孔子原意。这就是王夫之晚年八股文的独到之处,也体现出其经学水平之高。难怪曾载阳、曾载述要称这些八股文为“先生日月江河天人性命之文也”。
王夫之在八股文史上的贡献,更多的体现在他对明代八股文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探讨上。抗清五年,流亡三年,刀兵血火,艰苦备尝,九死一生。从生不如死的亲身经历中,他痛感要对明亡的惨痛教训进行总结。他选择了八股文这个明朝用以选士的工具进行了研究,看它对明代人才培养选拔到底产生过什么影响,其利弊何在。于是,他大量阅读评点八股文。到康熙二十九年(1690),他“阅古今人所作诗不下万首,经义亦数万首。既乘山中孤寂之暇,有所点定”(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三册《夕堂永日绪论自序》,岳麓书社,1995年,第694页。),并写下了五十四条札记,即《夕堂永日绪论外编》,全面阐述了他对明代八股文的研究心得,对八股文的本质、功能与价值作出全盘肯定,对那种为图功名而偏离甚至破坏八股文本质与功能的种种做法进行无情的批判,从而在八股文史上第一次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八股文观,在八股文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首先,王夫之正确地揭示了八股文为说经文体,即阐发、复制《四书》《五经》中的微言大义这一本质特征,并反复强调“经义之设,本以扬榷大义,剔发微言”“经义体圣贤之言而绎之”“经义以引申圣贤意立言”(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五册《夕堂永日绪论外编》,岳麓书社,1995年。)。以此为基础,用简练的语言阐明自己对八股文的本体、功用、价值、作法、发展变化等一系列观点。
作为一个对儒家正统思想的推崇者,凭借对八股文是阐发、复制《四书》《五经》这一本质特征的认识,王夫之对八股文的功用作了肯定:“先儒言科举业非不可学,况经义本以引申圣言,非诗赋比者”(《王薑斋四书文自序》,清光绪刻本。)。然而,他又强调,仅为科举功名而写作的八股文是低劣的,这是他凭自己的亲身体验和阅评了几万篇八股文后得出的结论。他说,对自己考科举取录之文,“自不敢曰此聊以入时,壮夫不为。尝于九经有所撰述,而此艺缺然,亦缘早岁雕虫之陋,深自惭忸”(《王薑斋四书文自序》,清光绪刻本。);“科场文字之蹇劣,无足深责者。名利热中,神不清、气不昌,莫能引心气以入理而快出之,固也。况法制严酷,几如罪人之待鞠乎?汉、晋以上,惟不以文字为仕进之羔雉,故各随所至,而卓然为一家言”(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五册《夕堂永日绪论外编》,岳麓书社,1995年。第869页。)。相反,在落榜者的八股文中多佳作:“为一代文人而不遇者多矣,则胶庠之下,自应有伟人杰作,睥睨今古”(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五册《夕堂永日绪论外编》,岳麓书社,1995年,第870页。)。他们与自己晚年所作的四十篇八股文一样,非为功利而作,超越了功名之心,“皆发《五经》奥蕴”,是“日月江河天人性命之文也”(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三册《夕堂永日绪论自序附识》,岳麓书社,1995年,第698页。)
王夫之从八股文说经的本质出发,提出了八股文写作是进行文化复制的观点,他认为,“程子与学者说《诗经》,止添数字,就本文吟咏再三,而精义自现。作经义者能尔,洵为最上一乘文字”(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五册《夕堂永日绪论外编》,岳麓书社,1995年,第843页。)。故他认为,只有三类以文化复制的方法写出的八股文才是真八股文:
“钩略点缀以达微言,上也。其次则疏通条达,使立言之旨晓然易见,俾学者有所从入。又其次则搜索幽隐,启人思致,或旁辑古今,用征定理。三者之外,无经义矣。”(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五册《夕堂永日绪论外编》,岳麓书社,1995年,第845—846页。)
从这一观念出发,他提出要写好八股文,让其“精义自见”,就要“与圣经贤传融液吻合,如自胸中流出”方可。他强调八股文先要博览,“不博极古今四部书,则虽有思致,为俗软活套所淹杀,止可求售于俗吏,而牵带泥水,不堪挹取”(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五册《夕堂永日绪论外编》,岳麓书社,1995年,第858页。)。他强调作八股文必须遵经守注,但也要有所发明,“经义固必以《章句》《集注》为备,但不可背戾以浸淫于异端。若注所未备,补为发明,正先儒所乐得者”(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五册《夕堂永日绪论外编》,岳麓书社,1995年,第854页。)。他反对“以酸寒嚣竟之心说孔孟行藏”,认为“言之无怍,且矜快笔,世教焉得而不陵夷哉”。从这些认识出发,他反对王阳明的“良知说”,斥责“李贽以佞舌惑天下”(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五册《夕堂永日绪论外编》,岳麓书社,1995年,第859页。),认为他们的学说一侵入八股文,便偏离了八股文载道之旨,使得内容变味,世教陵夷。他也反对割裂经文出那些截搭题,这是使人“侮圣言而莫敢违之,经义之不足传,非此等使然与”(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五册《夕堂永日绪论外编》,岳麓书社,1995年,第868页。)?
由八股文说经的本质特征出发,王夫之坚持八股文只能进行文化复制,反对由王鏊开创的所谓“成弘法脉”和钩锁呼应、代字、填砌浓词虚字、反起正倒、模仿唐宋八大家之种种文章作法。他认为八股文“自王介甫至天顺以前皆自以意传圣贤之意,钱鹤滩、王守溪者起,始为开合起结排比之桎梏。嘉靖中叶周莱峰、王荆石以来,又剿袭古人文字,其变不一,乃不知人间何用此物”(王夫之《王薑斋四书文自序》,清光绪刻本。)。他认为,八股文写作只有“钩略点缀以达微言”,“疏通条达,使立言之旨晓然易见,俾学者有所从入”,才能原汁原味地复制出经旨和传注的奥旨微言,方是正道。“经义竖两义以引申经文,发其立言之旨,岂容以史与序记法搀入”(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五册《夕堂永日绪论外编》,岳麓书社,1995年,第848页。)。因大讲作法,使得成化、弘治以后的八股文“一变而愈之于弱靡”。他特别反对明代王鏊、钱福、唐顺之、瞿景淳“四大家”“各有蹊径,强经文以就己规格”(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五册《夕堂永日绪论外编》,岳麓书社,1995年,第843页。)的做法,因为这就有曲解圣贤旨意的可能。从八股文的本质出发,他认为“经义固受法于题,故必以法从题,不可以题从法。以法从题者,如因情因理,得其平允。以题从法者,预拟一法,截割题理而入其中,如舞文之吏,俾民手足无措”(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五册《夕堂永日绪论外编》,岳麓书社,1995年,第845页。),这是应批判的,因它违背了八股文是解说经文即题目这一本质特性,会导引八股文走上以法“害道”之邪路。
在批判明代八股文的种种错误理念与做法时,王夫之指出了它们产生的时间及其代表人物,从而勾勒出了明代八股文发展变化的轨迹。
如他指出
八股文“自王介甫至天顺以前皆自以意传圣贤之意,钱鹤滩(福)、王守溪(鏊)者起,始为开合起结排比之桎梏。嘉靖中叶周莱峰、王荆石(锡爵)以来,又剿袭古人文字,其变不一,乃不知人间何用此物,法虽屡变,要皆皎然《诗式》之类耳。”(王夫之《王薑斋四书文自序》,清光绪刻本。)
这段话及“国初人文字止用平淡点缀”(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五册《夕堂永日绪论外编》,岳麓书社,1995年,第844页。)一句,就以简洁的语言,把八股文自宋代王安石起,至明代天顺以前的作法,及成化、弘治至嘉靖中叶时的变化情况勾勒出来。
又如,他指出:
“四大家未立门庭以前,作者不无滞拙,而词旨温厚,不徇词以失意。守溪起,既标格局,抑专以遒劲为雄,怒张之气,由此而滥觞矣。及《文钞》盛行,周莱峰,王荆石始一以苏、曾为衣被,成片抄袭,有文字无意义,至陈(栋)傅(夏器)而极矣。隆、万之际,一变而愈之于弱靡,以语录代古文、以填词为实讲,以杜撰为清新,以俚语为调度,以挑撮为工巧。”(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五册《夕堂永日绪论外编》,岳麓书社,1995年,第849页。)
这段话就将“以古文为时文”的发展变化过程勾勒出来,并指出了“以古文为时文”运动中所产生的种种问题。
对于割裂经文所出之小题,特别是所谓的截搭题中之“巧搭”题,王夫之是深恶痛绝的,他指出:
“经义之设,本以扬搉大义,剔发微言;或且推广事理,以宣昭实用。小题无当于此数者,斯不足以传世。其有截头缩脚,以善巧脱卸吸引为工,要亦就文句上求语气,于理固无多也。守溪作此,以剪裁尺幅为式,义味亦复索然,特不似后人作诨语耳。若荆川(唐顺之)则已开诨语一路。”(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五册《夕堂永日绪论外编》,岳麓书社,1995年,第867页。)
“横截数语乃至数十语,不顾问答条理,甚则割裂上章,连下章极不相蒙之文,但取字迹相似者以命题,谓之‘巧搭’,万历以前无此文字。自新学横行,以挑剔字影、弄机锋、下转语为妙悟,以破句断章,随拈即是为宗风,于科场命题亦不成章句……以功令束人,使相效以趋于卑陋,侮圣言而莫敢违之,经义之不足传,非此等使然与?”(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五册《夕堂永日绪论外编》,岳麓书社,1995年,第868页。)
这两段话,将小题、巧搭题之产生时间、原因及发展过程都指了出来,并对其负面作用给予了严厉的指斥。这样的言论还有不少。凡此种种,将其连缀,便形成了明代八股文的发展变化略图。
为说好经,王夫之既反对离开题目大讲作法,也反对用华词丽藻来作文,主张八股文用词要简洁,以准确为上。他认为那些“忧愤填胸,一寓之经义,抒其忠悃”(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五册《夕堂永日绪论外编》,岳麓书社,1995年,第850页。),如黄淳耀真情毕露的文章,是能“传之异代,论世者必不能废”的好文章。而汤显祖、赵南星、王思任、刘侗的小题文,“以灵隽之思致,写令生活”,“洁净中含静光远致,聊拟其笔意以骀宕心灵”(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五册《夕堂永日绪论外编》,岳麓书社,1995年,第867页。),也是值得称道的。可见王夫之主张在八股文保持其经学性的同时,并不反对八股文写真性情,不反对八股文的文学化倾向,其标准是要写得好,在大的框架上不违背孔孟之道。
王夫之是第一个对明代八股文作出系统审视及评判的人。他的这些见解,代表了当时一批人的心声,是值得重视的八股文理论。但王夫之站在卫道士的立场,又为明朝灭亡而痛心疾首,故在总结明代八股文的利弊得失时有不少偏激之论,如对“以时文为古文”,对隆庆、万历时八股文的变化情况都痛加鞭挞便有失公正,但从大处看,他的八股文观还是有其独到之处,不少话是一语中的,给后人以很大启迪,这就充分显示出这些论述的价值。
6. 类似羡慕的慕的这类字还有哪些并组词?
、慕名而来:因为听到某人或某事的好名声而前来,表示对被赞誉之事物的强烈向往、敬仰或追求。常用于描述客人前来拜访、参观以及报考某个名校等情形。
2、孺慕之思:指年少时强烈地怀念教导自己的人。
3、贪慕虚荣:形容人非常爱虚荣,渴望得到别人的赞同和认可。
7. 道光皇帝为何要传位给咸丰?
清宣宗道光帝生前写下了秘密立储诏书,这也是清王朝秘密立储期间最为特殊的一份诏书。之所以说它特殊,是因为这份诏书不仅涉及到皇位传承问题,还包含了一项“人事任免”——“皇六子奕訢封为亲王”。立储诏书中居然包含了对另一位皇子的册封,这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那么,道光帝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行为呢?其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道光帝为什么会选择“平庸”的清文宗咸丰帝而不是“强悍”的恭忠亲王奕訢(鬼子六)?
嫡庶之别虽然清王朝并没有严格遵循“嫡长子继承制”,但是嫡子优先的大原则还是事实存在的,道光帝本身就是以嫡长子身份继承皇位的。嘉庆二十五年,清仁宗嘉庆帝驾崩于避暑山庄,情急之下,身边的人居然没有找到嘉庆帝随身携带的秘密立储诏书。但是,回北京乾清宫取回另一份备份又需要时间。国不可一日无君,最终孝和睿皇后钮祜禄氏出面,宣布由道光帝即位,她给出的理由就是道光帝是嫡长子!至于背后那些原因,这里我们就不去深究了。可见,彼时“嫡长子”还是颇有些市场的。
咸丰帝与奕訢相比最大的优势就是嫡出!虽然咸丰帝出生时的身份也是庶出,但是随着其生母孝全成皇后钮祜禄氏成为道光帝的继后,潜邸时期的咸丰帝也跟着水涨船高,成为了彼时道光帝唯一的嫡子!这对于奕訢而言是致命的,因为嫡子优先是清王朝的祖制,除非非常必要或者万不得已,道光帝是不可能去破这个例、不惜违反祖制的!虽然孝全纯皇后去世之后,奕訢的生母博尔济吉特氏成为了摄六宫事的皇贵妃,俨然就是代理皇后了!但是,她就缺一个名分,可是道光帝到死也没有给她这个皇后名分!因为这个名分,奕訢也永远只能是庶出了……
传统思维道光年间,虽然英国人用坚船利炮敲开了清王朝的国门,但是清王朝统治阶层的思维依然停留在原地,并没有与时俱进。对于道光帝而言,面对江河日下的江山社稷,选一位稳重、中庸的守成之君比选一位具有开拓精神的皇帝要更加保险。虽然未必可以将清王朝带回“康雍乾盛世”,起码短期内不会败光老底!
选择一位具有开拓精神的继承人就完全不同了,虽然他有可能把清王朝带向另一个盛世。但是,同样有可能将清王朝这条破船带向彻底沉没!一统天下、强盛无比的秦王朝和开启盛唐气象的隋开皇盛世都能被雄才伟略的秦始皇和隋炀帝折腾光,更别说是早已病入膏肓的清王朝了……道光帝赌不起!他首先得保住江山、对得起清太祖努尔哈赤、清太宗皇太极。
不巧,道光帝只有这两个选择,没有第三条路。咸丰帝虽然能力“平庸”,但是性格稳重,而且非常“孝顺”(当然,这里面有杜受田的功劳),在玩弄权术方面也还是比较厉害的,正是典型的传统“守成之君”。反观奕訢,他对于西方的东西过于热衷,而且在玩弄权术方面是相当欠缺的。这一点从奕訢被咸丰帝两口子玩成那样也能看得出,他在玩弄权术方面的确不是咸丰帝的对手!而这,恰恰就是中国古代传统帝王所必备的“技能”。一个不擅长玩弄权术的帝王,注定了他会被别人“牵着鼻子走”,绝非皇位继承人的上上之选!这恐怕也是道光帝最终放弃奕訢的原因之一,这个人太锋芒毕露却又不擅长权术,的确不符合传统帝王的标准,不是吗?
在权衡利弊之后,道光帝最终选择了咸丰帝,但他内心依然是纠结的!为了能让这种纠结心理得到缓解,道光帝在秘密立储诏书了加上了“皇六子奕訢封为亲王”。但是,这根本无法改变任何东西,仅仅是道光帝心理上的自我安慰而已。即便是一些人说的为了保全奕訢,恐怕也只是一厢情愿罢了。作为皇帝,咸丰帝如果真的想要杀掉奕訢,恐怕他也只有引颈待戮的份儿,不是吗?
事实证明,道光帝的眼光还是非常独到的。奕訢不仅没能斗得过咸丰帝,连寡嫂慈禧都没玩得过,最终让慈禧利用“甲申易枢”给踢回家抱孩子去了……这样一个志大才疏之人,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为奕訢说话!他唯一拿得出手的所谓“洋务运动”,最后也以“甲午海战”的完败惨淡收场……可想而知,如果道光帝真的传位给了奕訢,搞不好清王朝亡得更快也未可知,不是吗?至少本人这么认为!
记得前些年陈宝国先生曾经主演过一部电视剧《恭亲王》,这部电视剧刚出来时的片名叫《一生为奴》,用来概括奕訢的一生太确切不过了!他只适合做具体的事情,根本不是当皇帝的料……从中国传统帝王的角度而言,奕訢比咸丰帝差的不是一星半点。他唯一的优点就是思想上放得开,可是,难道这不是他的身份决定的吗?一个亲王,不用担历史责任,搞砸了皇帝背锅!如果他成了皇帝,他还能那么“开放”吗?恐怕就很难说了……咸丰帝只是没有赶上好时候,如果是在道光朝之前,未见得他就成不了一个合格的“守成之君”,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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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孺慕之思,思孝言永怎么解释?
意思大致就是说人能够常言孝思并且不忘记,这句话本身是出自于《诗·大雅·下武》,具体的内容是:永言孝思,孝思维则。全句的意思也就是人能够常言孝思并且不忘记,那么孝亲之思就能够成为天下法则。
2. 水浒传中武松明明喜欢玉兰?
答
武松最后一个人过一辈子的事,当一个行者,不仅仅是因官府追捕他,孙二娘给他出的假扮行者是走头无路的办法。但是对于他在二龙山成了当家的,没有把服饰改回来。说明什么呢?
一旦决定为“贼”一生为匪,就是跳进黄河洗不清了。为此他庆幸自己在血溅鸳鸯楼的时候,杀了玉兰。
武松在杀了张督军,就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他知道玉兰陷害自己,是被迫的,但是不杀玉兰,玉兰还有什么办法活下去?
武松也就在杀了玉兰以后,心性大变了,他不想死,而是活下去至于从英雄到土匪头子。就当自己是一个出家人。
武松父母双亡,他是哥哥抚养成人的,为此他把哥哥的家,当成自己的家。但是对于嫂嫂与哥哥的不般配,嫂嫂的不守妇道,他可以躲避,
哥哥的死,让他为了报仇雪恨,杀了第一个女人,这个女人是什么样子的女人呢?她在武松心里有阴影了。
张督军比较厉害,他要利用起来这个阴影,为此玉兰这个女人出场了。她让武松又一次对未来有了希望。
武松血溅鸳鸯楼,对要杀自己的人不能手软,但是他在杀玉兰的时候,手软了绕玉兰一命。玉兰会有什么样归宿呢?会和他一起亡命天涯吗?
杀了玉兰,心里一辈子的女人都是她了!玉兰在死的时候,为什么要武松忘了她,她看见了一颗心。
3. 慕是什么意思?
含义有羡慕,喜欢。
● 慕
mù ㄇㄨˋ
1. 向往,敬仰:~名。羡~。仰~。爱~。景~。敬~。
2. 思念,依恋:思~。
3. 姓。
详细解释
详细字义
◎ 慕 mù
〈动〉
(1) (形声。从心,莫声。本义:依恋;向往)
(2) 同本义 [yearn for;be attracted toward]
慕,习也。——《说文》。按,思也。
其往也如慕。——《礼记·檀弓》
巨室之所慕。——《孟子·万章》
4. 历史上乾隆和富察的爱情有多虐狗?
乾隆81岁那年,79俞妃还被他翻了牌子,当上太上皇的第二年88岁,他又收了两个16岁的妃子,明明已是踌躇蹒跚的老人,但精力一点都不输于年轻人。
一直以来乾隆给世人印象就是一生风流处处留情。
但如果你翻开历史真正了解过乾隆,一定会被他深情的一面感动流涕。
他的后宫有43位宾妃,但自始至终他只深爱过一个女子,这个女子就是他的发妻富察氏。
他和富察皇后的这一段感情,实在是太虐心了。在《延禧攻略》中,乾隆皇帝和富察皇后的爱恋真的让人感动,简直堪称"虐狗"。真实的历史也是如此。
他们的故事为什么那么虐呢?
乾隆把一生最深情都给了富察氏,但奈何情深缘浅,终究无法相守到白头。孝贤皇后富察氏是乾隆帝的第一任皇后,出生于清代著名的中后期的旗人世家。
当年雍正即将传位于弘历乾隆,雍正为了给弘历选一位正妻,特地办了场选秀。
在众多的秀女之中,外表出众文雅娴静的富察氏,让雍正一眼就看出其有母仪天下之范。
于是就择日让两人成婚,乾隆大婚那年17岁,富察氏16岁,成亲后两人居住在紫禁城西二所的重华宫,婚后二人一开始相敬如宾,后来情意相通越来越恩爱。
乾隆虽然也有侧福晋和其他的宾妃,但乾隆满眼都是富察氏,富察氏一颦一笑都占据了他的心。
雍正驾崩后,乾隆登基,富察氏也顺理成章地当上了皇后。
结婚一年以后,富察终于迎来了喜讯,她怀上了乾隆的孩子,十个月后富察氏顺利生下了一个皇子,当时整个皇宫都是一片喜气,最高兴的就是乾隆,因为这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名叫永璜。
作为嫡长子的永璜,深受乾隆的喜爱。
当时乾隆才26岁,刚登机三年,他就将年纪7岁的嫡长子名字写在了立储的密匣里。
只可惜天不随人愿,永璜还没来得及举办太子册封典礼,突然就生了一场大病,不久后就离世了,这给富察皇后带来了沉重的悲痛,整日以泪洗面。
乾隆为了安慰妻子,乾隆竟破了先例,他在朝堂上打开了密匣公开了继位人人选,追封永璜为皇太子,并且斥巨资给他建造陵墓。
心爱的永璜去世之后,乾隆一直没有立新的太子,即便当时他也有其他宾妃所生的儿子,但他一心只想传位于富察氏所生的嫡子,可以想象富察皇后是多么得宠的。
几年后,富察皇后终于再次怀胎,幸运地又生下了一位皇子,起名永璋,子凭母贵,他一出生就是皇位的继承人。
可人算不如天算,1747年大年三十,永璋一岁多时候就得了天花,夭折了。
连续承受两次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让富察皇后伤心过度抑郁成疾。
乾隆看着富察氏一天天消沉,心疼不已,于是就决定带上妻子一起去南巡散散心。
乾隆亲自带着皇后自京师南下山东,登泰山,祭孔庙,游济南,逛趵突泉,乾隆还亲自到碧霞元君庙为妻子祈福。
可就在返程的途中,天空下起了鹅毛大雪,皇后病情突然加重,没几天富察氏的贴身丫鬟跌跌撞撞地跪在乾隆面前泣不成声“皇上,皇后病薨了。”
富察氏离世了,年仅37岁。
心爱的妻子走了,乾隆悲痛欲绝,痛哭了整整一夜。
回到京城乾隆当即下令,要把这艘曾经承载过皇后的船原封不动地运回京城,因为船上有着爱妻的余温。
最后费了很多人力财力,又拆了一面墙,才将这艘大船运了回去。之后乾隆常常看着这船,默默怀念着亡妻。
回京后,乾隆当即下令将皇后厚葬,乾隆为亡妻身着素衣素服12朝,并亲为爱妻操办葬礼,先后80多次到皇后梓宫奠酒。
葬礼当天乾隆因痛失爱妻情绪悲愤交加,看什么都不顺眼,甚至在亡妻陵前大动干戈,文武百官个个都战战兢兢深怕惹祸上身。
一些没有及时上奏折对皇后表达悼念的官员,都遭殃了,无不被降罪降职。
而大学士阿克敦因下属在把富察皇后的册文翻译成满文时有误,而被判处绞监候。
他的两个大皇子永琏和永琮,因没有在皇后陵前哭出眼泪,让乾隆大发雷霆,并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前豪不留情的怒斥两个儿子没有孝道,当下就剔除了两人竞选继承人的资格。
当时永琏被吓得几近昏厥,然而回去之后不久因忧惧而逝世。
乾隆有多暴虐,就对失去妻子有多悲痛。
最后乾隆按照和富察皇后的约定,亲自为她定下谥号"孝贤"。
都说男人一生真爱只有一次,乾隆一生风流多情,但他把毕生的真爱与深情都给了这位孝贤皇后,可惜夫妻缘浅,从此阴阳相隔。
富察皇后走后40年,她平生所用的每一件物品都还原封不动地保留在寝宫里,富察氏出嫁时穿的嫁衣,都被乾隆整齐摆放在宫殿中最显眼的地方,一直到乾隆退位。
富察皇后到底是怎样的女子,能让乾隆一生刻骨铭心呢?据史料记载,富察皇后才德兼备,是百年难得一遇的贤后。
富察出身贵族,却不喜欢浓妆艳抹,也不爱珠宝,常用通草绒花来做头饰,是一个很深明大义的女子,她从与人争权夺利,从容而大度,她在世时将后宫打理地井井有条尽职尽责,不会因为自己得宠而自视甚高,乾隆对她特别放心。
她很善解人意,常常陪伴乾隆左右,为他排忧解难分担忧愁,事事为夫君考虑周全,闲暇时她还能如知己般伴夫君吟诗作对。
乾隆生病,她也是自己亲手来照顾,生怕别人照顾的不周。
在乾隆的眼里富察氏全身都是优点,并且对孝贤皇后的评价非常高:"历观古之贤后,盖实无以加兹"。
《啸亭续录》记录道:"又以金银线索缉成佩囊,殊为暴殄用物,故岁时进呈纯皇帝荷包,惟以鹿羔缉为佩囊,仿诸先世关外之制,以寓不忘本也"。
就是有一次,夫妻二人闲聊时,乾隆跟富察皇后聊到了祖先的历史,感受良多,说他们当时生活非常艰难,最好的饰品都是鹿尾巴毛做成的,富察氏就将乾隆讲过的事一直记在心里。
过后不久富察皇后竟仿照先祖入关时的形式,用鹿羔绒缝制了一个荷包送给乾隆,目的了为了提醒乾隆皇帝不要忘了祖训。
这让乾隆很感动,乾隆将荷包视若珍宝一直带在身边。
富察皇后不仅是贤惠的妻子,更是一位孝顺的媳妇。
她对乾隆的生母视如亲母一般用心伺候。
《清宫词》也记载说:"孝贤皇后事孝圣皇后最得欢心,高宗称其淑德为古今贤后,故侍遇后族宠贵无比……圣心眷注亦古今所罕见也"。
乾隆生母脾性急躁刻薄,并不好相处。
为了讨婆婆欢心,富察也费了不少心思,富察氏于贵族名门出生,而乾隆的生母是平民出生,面对脾气古怪的婆婆,她也能够放低身份常常去请安,小心伺候,处处照顾婆婆的自尊心,慢慢地才获得婆婆的肯定。
富察氏在临死前,她就叮嘱乾隆皇帝:臣妾不喜奢华,我走后一切从简即可,只希望皇上爱护万民,今生能得皇上恩宠臣妾无憾了。
乾隆在位时国泰民安政绩卓著,乾隆说富察皇后有一半的功劳,所以他在治国的功劳上也分给了皇后一份:
"十余年束,联之得以专心国事,有余暇以从容册府者,皇后之助也"。
这样一位贤良淑德兼知己的皇后叫他怎能不爱呢?乾隆却永远地失去了这位千古难遇的贤后。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富察皇后终究成为了乾隆的一颗朱砂痣,往后余生只能怀念与追思。
曾经沧海难为水 除却巫山不是云富察皇后去一年,后宫无主乱成一团,太后再三要求乾隆皇帝,立那拉氏为继后。
那拉氏也是雍正给乾隆挑选的侧福晋,太后对那拉氏一直非常满意,但乾隆对她却很寡淡。
妻子尸骨未寒,乾隆极不情愿重新立后的,但不忍心让太后伤心,最后从了她的意,立那拉氏为第二个皇后。
当夜,乾隆内心无比内疚,辗转反侧无法入眠,他不自禁来到长春宫门前,执笔作诗一首,竟是给前妻道歉而写:
岂必新琴终不及,究输故剑久相投。
立新后非我本意,我是万不得已,她们即便再好,可惜都不是你。
乾隆对那拉氏一向无感,即便成为皇后她始终都未获得乾隆帝半分怜爱之情。
那拉氏死后,乾隆帝也没有任何情绪波动,还下令按照皇贵妃的等级为她治丧。
后来他身边美女如云处处留情,新宠令妃,异域美女容妃,但再也没有一位女子令他上心。
乾隆的一首《教潘岳悼亡诗体即用其韵》中便写道:
"九御咸备位,对之吁若空"。
纵使我有三宫六院,坐拥天下美人,可是面对他们时还是无比的空虚,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没有你。
富察皇后在他的心目中是谁都替代不了的。
富察氏死后就再也没有一位女子令他难以忘记。
往后乾隆对亡妻的思念都写在了诗歌上,乾隆平生非常喜欢写诗,他的四万多诗词中有100首最为动人,竟然都是思念富察氏而写。
乾隆平均每年6次左右会亲临富察氏临陵前祭酒,直到当上太上皇,总共累积将近300次。外表风流的乾隆对富察氏的情感是外人无法想象的深厚。
富察氏去世十年后,乾隆再次登上泰山巅峰,竟是为了在绝顶上选一块石头,写下与皇后的三生之约。
乾隆五十五年春,这时的乾隆已经当上太上皇88岁高龄,他步履阑珊地来到前妻富察氏的陵前,又写下一首诗:
三秋别忽尔,一晌奠酸然。追忆居中阃,深宜称孝贤。
平生难尽述,百岁妄希延。夏日冬之夜,远期只廿年。
如果能活到100岁,那么还差20年,我们就可以相见,但我却不奢望能活到百岁。
乾隆与富察氏的爱情真的令人感动泪目。
有很多人曾质疑乾隆对富察氏到底是不是真爱,然而一个掌握天下打权的帝王,想要什么美人那时轻而易举的事,但乾隆对亡妻用情至此铭记一生,乃历史罕见,这就是真爱,虐人心弦的爱。
但往往得不到的就变成了白月光,一生念念不忘。他们在最好的年华,最深的感情时失去对方,给活着的人带来无尽的思念与伤感,这就是最虐心的地方。
5. 明清科举的八股文是指哪一些?
在清初遗民对八股文的批判潮流中,王夫之是一员主将,在反思中他极为认真地分析研究了八股文的特质、功用与写作手法,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八股文观,其独到之见在八股文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王夫之
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薑斋,又号夕堂,或曰一瓢道人、双髻外史。晚居衡阳石船山观生居,自署船山病叟,学者称船山先生。湖广衡阳(今湖南衡阳)人。
王夫之出生于中小地主之家,自小即攻读经史,且热衷于科举功名。据他自述,“身本经生,十岁授之父。弱冠,有司录以呈之君”(王夫之《王薑斋四书文自序》,清光绪刻本。),可知他二十岁时考中了秀才。崇祯十五年,二十四岁的他在武汉考中湖广壬午(1642)科举人。次年,欲入京会试,恰逢李自成争夺河南,中途遥阻,未能成行。一生心愿被毁,又吃过张献忠部掳掠之害,故终生痛恨李自成、张献忠之流。
清兵入关占据北京,又大举南下。顺治五年(1648),读圣贤书,牢固树立了夷夏之防理念的他在家乡招募义兵,奋起抗清。兵败退至广东肇庆,投桂王,受瞿式耜的推荐,任南明永历政府行人司行人。因反对内讧,曾三次上疏,揭露大学士王化澄等“误国”,并警告永历帝不要“重辱国而灰天下之心”。王化澄恨之入骨,几次陷害,阴谋杀害他。他被迫辞官。桂林陷落,瞿式耜殉难,他返回湖南。
为避难,他遁迹民间,往返于永州浯溪、郴州、耒阳、晋宁、涟邵一带,目睹了晚明因腐败所造成的各种尖锐社会矛盾,决心探寻明朝迅速败亡的原因,总结其经验教训,便隐居衡阳石船山麓四十八年。在穷困乏食之下,以“六经责我开生面”自诩,耐着饥寒疾病,锲而不舍地埋头著述,不闻外事。据他儿子王敔《大行府君行述》中所记:他“启翁牖,秉孤灯,读《十三经》《二十一史》,及张、朱《遗书》,玩索研究,虽饥寒交迫、生死当前而不变。迄于暮年,体羸多病,腕不胜砚,指不胜笔,犹时置楮墨于卧榻之旁,力疾而纂注。颜于堂曰: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船山全书》第十六册《传记之部》,岳麓书社,1996年,第73页。)以这样艰苦卓绝之精神,终于写下一百多种、四百多卷发前人之未曾发,创见叠出的著作。在湘贤邓湘皋、欧阳兆熊的鼓吹努力下,终于编成《船山全书》三百二十四卷,于晚清时刊刻出版。
王夫之讲求气节,“素恶东林、复社驰骛声气标榜之习,与中原人士、江介遗老,不相往来。”(欧阳兆熊《水窗春呓·王船山先生轶事》,中华书局,1984年,第7至8页。)清朝建立后,剃发之令极严,有“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之说。但他至死未曾剃发毁服。剃发令初下时,他正在楼上著书,“檄至,府县会营将草堂围定,郡守朱某先登楼,见先生出座拱立,不自觉其五体之投地也。亦可想见盛德之容令人钦敬,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其学识、精神和人格折服了许多代人,陶澍为其撰联云:“天下士非一乡之士;人伦师亦百世之师。”推崇备至,但非过谀。湖湘学人志士,都奉其为精神导师,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黄兴,无不如此。
王夫之自小聪明,多闻博学,为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学者。博通群籍,无所不学,于经史百家研究皆有心得,精于哲理,长于思辨。论学以汉儒为门户。死前,他自己题《碑铭》说:
“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幸全归于兹丘,固衔恤以永世。”(潘宗洛《船山先生传》,载《衡阳县志》,清嘉庆刻本。)
这里所披露的心迹是:自己抱有与东晋刘琨一样的爱国忠忱与义愤,可惜不能战死以报国;有志继承张载的正学,自愧能力达不到。寥寥数语,倾吐出他有刘琨式的爱国之心,又奉张载为正学,希图承继张载之学的心声,也勾勒出他一生的追求轨迹。
王夫之强调学问要经世致用,要格物致知,批判晚明的空谈误国,强调实学。他儿子说他“自少喜从人问四方事,至于江山险要,士马食货、典制沿革,皆极意研究”(王敔《薑斋公行述》,《船山全书》第十六册,岳麓书社,1995年,第84页。),文章乃其馀事。然而,他并不排斥文学。他工诗善文。论文反对明代的因袭模拟之风。论诗特别重视其抒情性。无论诗文,都重内容,重对现实的反映,主张以言情为主,但又反对情夺其性。即便对于当时许多人加以痛斥的八股文,他也因它是用以选拔人才的工具,有其实用性,非但不加鄙薄,还对其传输孔孟之道的功能大加肯定,并欲纠其弊、扬其正,使其成为阐发理学的利器。
他十岁受经于父,曾致力于八股文的揣摩与写作。凭藉一手出色的八股文二十岁时取得了生员名头,二十四岁以第五名考中举人。本想一鼓作气夺得进士功名,理想却被李自成打碎,成了一个遥远的梦。但对八股文仍一往情深。康熙二十二年(1683),他已入老年,在总结了明代八股文的得失之后,也对自己的少作做出反省,说“弱冠,有司录以呈之君,自不敢曰此聊以入时,壮夫不为。尝于九经有所撰述,而此艺缺然,亦缘早岁雕虫之陋,深自惭忸”(王夫之《王薑斋四书文自序》,清光绪刻本。)。然而对八股文实难以忘怀,便“略作数十首以补早年雕虫之悔,稍有发明及劝戒,不必圣贤之言如此,期不叛而已”。这便王夫之现存的八股文。
湘西草堂刻本《夕堂永日绪论》后之曾载阳、曾载述二人所作《附识》则将王夫之老来所作八股文的原因及其价值揭示得更为明白:
年六十一,各书著述将竣,于观生居授《四书讲义》,时洒笔作经书文,随手而就,亦随授所问者,而稿本不存。年七十时,自定四十篇,今存三十八篇,皆发《五经》奥蕴,当与《思问录内外篇》并传。今刊刻与《绪论》相比次,以《绪论》下卷仅详论制义之法,而《经文》一编,则先生日月江河天人性命之文也。(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三册《夕堂永日绪论附识》,岳麓书社,1996年,第698页。)
这篇《附识》指出现存王夫之的八股文是他六十一岁在将写完各种著作,给门徒讲授《四书》时写就的范文,“亦随授所问者”。七十岁时,他从中选定四十篇留存。它们“皆发《五经》之奥蕴”,当与《思问录内外篇》这种精深简明的著作并传,是“先生日月江河天人性命之文”,即深刻阐扬了孔孟之道之作。评价可谓高矣。
从《王薑斋四书文自序》及《夕堂永日绪论附识》及王夫之老来所作,精心挑选而留传至今的八股文来看,王夫之将其少时所作,即为求科举功名而作的八股文视为“雕虫之陋,深自惭忸”,只有在其晚年,在精研了儒家经典,能“发《五经》奥蕴”即深刻阐发了《四书》《五经》内在精义,能指导人们践行而作的八股文才是真正的八股文。分析王夫之现存的三十八篇八股文,可以看出它们有几个特点:
一是对题旨把握精确,这与他的经学功底精湛有关。他的经说考核精详,又实事求是,这种精深功力施之于同为说经的八股文,就显出高于一般学者的水准。
其二是说理透辟,时有创新,即他自己说的“稍有发明及劝戒”。这与他在哲学与史学方面的造诣有关。作为明清之际的大哲学家与史学家,自然会运用哲学的思想方法和史识去解经说经,其结果当然会有所发现有所发明,却又不违背孔孟的大旨。
其三,他的八股文皆平实自然,层层阐述,不刻意讲求技巧,而文皆清通可读。
古代八股文试卷
上述特点,只要分析一篇题目出自《论语·为政》之文即可说明。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 一章
圣人之所答为政之请,绎《书》而遇之也。(破题)
盖孝友者圣人之天,故曰是亦为政也。《君陈》之篇能及此乎?而理则在是矣。(承题)
且圣人之大行也,德盛化神,覃及于天下,其大用昭垂而其藏固未易测也。非有不可测之藏也,天理之流行无土不安,而性之不容己者肫然独至。盖亦昭然于日用之间,而由之者不知耳。(起讲)
或以为政勉夫子,于夫子亡当也,而有触于夫子之心,乃求所以形似其行藏合一之理,示天下以无隐。爰取《书》而咏叹之曰:《书》云孝乎?《书》其有以体孝之诚乎?《书》其有以极孝之量乎?《书》其达孝于政而推行之乎?《书》其该政于孝而包举之乎?今取而绎之,又从而涵泳之,惟孝友于兄弟,人无不可尽而何弗尽也。以是而施于有政,无待于施而无不施也。由此思之,吾将有以自信矣。(入题)
循《书》之言而苟为之矣,无有不顺也。晨而定,昏而省,恂恂而率子弟之恒乎!无形无声而乐遇其天,以翕以和而因于其性,盖将终日于斯而无有斁也,行焉而无所阻也。(前比之出股)
奉《书》之言而固为之邪?无容不慎也。不苟訾,不苟笑,夔夔而无一念之违乎!我日斯迈而喜与惧并,我月斯征而心与力诎,盖亦企及于此而有不遑也,勉焉而固无馀也。(前比之对股)
诚如是邪,以为政焉可耳。世将授我以为,勿容谢焉。天下之亲亲长长与我均焉,而只以无惭于孺慕。言有政也,斯有施也,推而准之,无所于增,奚为其汲汲哉?(后比之出股)
惟如是也,不为焉抑可矣。我既有所以为,胡他求焉!吾心之不怨不尤有其乐焉,而无可以易吾至性。业有为也,何非政也,近而取之,无有不足,抑可以逌然矣。(后比之对股)
夫安得谓我曰:自奚不为政乎?呜呼!圣人之安,圣人之诚也,漆雕开有其志,而量未充;曾皙有其量,而诚未致。善学夫子者,其颜闵乎!不改之乐,行藏之与孝哉之称,汶上之辞,所谓殆庶者也。(大结)
该文题目全文为: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按照程朱传注,这一章书应作这样的理解:
鲁定公时季氏擅权,阳虎作乱,孔子不肯出仕理国政。有人就问孔子:“夫子有这等抱负,正当乘时有为,为何不肯出仕呢?”孔子不肯正面回答,就借《周书》上的话说:“你不知《书》所言之孝吗?《书》言《君陈》能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又能推此孝友之心,以为一家之政,使长幼尊卑都欢然和睦,肃然整齐,没有不归于正的。《书》之所言如此。这样看来,人处家庭之间,能帅人以正,就是为政了。为何一定要去当官任职,才叫为政呢?”
这个题目的要旨在于要阐发孔子难以明言的不仕之意,只能以《周书·君陈》篇中的话做托词来回答别人的问答。因为他是鲁定公时的臣民,按礼法他不能直接批判鲁定公初年时的乱政。所以对《周书》中为孝即为政的奥蕴一定要揭示明白,因按理学的说法,所谓政者,只是正人之不正而已。施之于国,使一国的人服从教化,固然是为政,修之于家,使一家之人遵守礼法,也是为政。把为孝即为政的道理揭示出来,就是完整、准确地将题旨复制出来了。
王夫之在这篇八股文中的破题与承题就直接将为政与孝友相链接,指出做到《书》中的孝友即是为政,因为“孝友者圣人之天”,孔子最重视也能最好地践行孝友之道,而理由就在《君陈》之中。
起讲分两层,第一层指出孔子是以德行来泽及天下,但其行藏之机“未易测也”。第二层指出行藏即出仕与否也并非不可测,因“性之不容己者肫然独至”,“昭然于日用之间”,只是一般人不知而已。
入题的第一层实际上就是原题,即点明孔子为何要在别人问他怎么不出仕时要以《君陈》之篇的言论来作答的道理,一连用了五个疑问句,一层层深入地将《书》中关于孝及孝与政的关系阐发出来。第二层点明孔子取《君陈》篇关于孝的言论而解释为何不出仕并“涵泳之”的原因,即“惟孝友于兄弟,人无不可尽而何弗尽也。以是而施于有政,无待于施而无不施也。由此思之,吾将有以自信矣”。
正文分四股。前比两股具体阐发只要按《书》中的教言去践行孝道即可使全家遵行礼法,也就是使一家人“正”了。后比两股分用“诚如是邪”、“惟如是也”的口气肯定践行孝友之道即是在“为政”,且是“近而取之,无有不足”,暗示在季氏擅权、阳虎作乱、不能尊信孔子的情况下,使一家遵行礼法比出仕是更好的为政。
在充分阐发了行孝即为政的道理之后,作者在大结开头以孔子的口吻来反问提问者作答:“夫安得谓我曰:自奚不为政乎?”真正是理足气雄。并在大结中,作者以孔子之弟子来衬托孔子,高度点赞了孔夫子在天下无道即藏、有道即行所表现出的诚之德意来收结全文。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王夫之对《四书》《五经》研究之精深,对每一句话中的微言大义都能确切领悟,故能以代言的方式将题目的奥旨意蕴一丝不差地复制出来,且处处以经典为本来体察圣贤立言之真心,故能将孔子的心意生动准确地再现出来,又从人性的角度加以引申从而有了新意,即他自己所说的“稍有发明及劝戒”,其中的艰难之处和良苦用心,从王夫之对此文的《自评》中即可看出:
窃意夫子之言甚大甚至,兢兢一字不敢妄设,犹恐毫厘千里。旧说为定公戊辰之故而云,恐不相当。且夫子之仕,固定公季斯也。(王夫之《王薑斋四书文》该文《自评》,清光绪刻本。)
既要将孔子“甚大甚至”之言的奥旨大义阐发出来,又“兢兢一字不敢妄设,犹恐毫厘千里”,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而王夫之认为过去认定孔子不仕是因鲁定公时之无道,这种说法“恐不相当”,因“夫子之仕,固定公季斯也”,且他认为“作经义者,非取鲁、卫、齐、梁之君臣痛骂以泄其忿,则悲歌流涕若无以自容,其丑甚矣”,(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五册《夕堂永日绪论外编》,岳麓书社,1995年,第855页。)所以在文中回避前人传注之解,全力去阐发《君陈》中行孝道即为政的道理,而只将鲁定公时的无道加以暗示,不加直接论述,故与前人所作同题文相比显得立意高远,更符合孔子原意。这就是王夫之晚年八股文的独到之处,也体现出其经学水平之高。难怪曾载阳、曾载述要称这些八股文为“先生日月江河天人性命之文也”。
王夫之在八股文史上的贡献,更多的体现在他对明代八股文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探讨上。抗清五年,流亡三年,刀兵血火,艰苦备尝,九死一生。从生不如死的亲身经历中,他痛感要对明亡的惨痛教训进行总结。他选择了八股文这个明朝用以选士的工具进行了研究,看它对明代人才培养选拔到底产生过什么影响,其利弊何在。于是,他大量阅读评点八股文。到康熙二十九年(1690),他“阅古今人所作诗不下万首,经义亦数万首。既乘山中孤寂之暇,有所点定”(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三册《夕堂永日绪论自序》,岳麓书社,1995年,第694页。),并写下了五十四条札记,即《夕堂永日绪论外编》,全面阐述了他对明代八股文的研究心得,对八股文的本质、功能与价值作出全盘肯定,对那种为图功名而偏离甚至破坏八股文本质与功能的种种做法进行无情的批判,从而在八股文史上第一次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八股文观,在八股文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首先,王夫之正确地揭示了八股文为说经文体,即阐发、复制《四书》《五经》中的微言大义这一本质特征,并反复强调“经义之设,本以扬榷大义,剔发微言”“经义体圣贤之言而绎之”“经义以引申圣贤意立言”(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五册《夕堂永日绪论外编》,岳麓书社,1995年。)。以此为基础,用简练的语言阐明自己对八股文的本体、功用、价值、作法、发展变化等一系列观点。
作为一个对儒家正统思想的推崇者,凭借对八股文是阐发、复制《四书》《五经》这一本质特征的认识,王夫之对八股文的功用作了肯定:“先儒言科举业非不可学,况经义本以引申圣言,非诗赋比者”(《王薑斋四书文自序》,清光绪刻本。)。然而,他又强调,仅为科举功名而写作的八股文是低劣的,这是他凭自己的亲身体验和阅评了几万篇八股文后得出的结论。他说,对自己考科举取录之文,“自不敢曰此聊以入时,壮夫不为。尝于九经有所撰述,而此艺缺然,亦缘早岁雕虫之陋,深自惭忸”(《王薑斋四书文自序》,清光绪刻本。);“科场文字之蹇劣,无足深责者。名利热中,神不清、气不昌,莫能引心气以入理而快出之,固也。况法制严酷,几如罪人之待鞠乎?汉、晋以上,惟不以文字为仕进之羔雉,故各随所至,而卓然为一家言”(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五册《夕堂永日绪论外编》,岳麓书社,1995年。第869页。)。相反,在落榜者的八股文中多佳作:“为一代文人而不遇者多矣,则胶庠之下,自应有伟人杰作,睥睨今古”(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五册《夕堂永日绪论外编》,岳麓书社,1995年,第870页。)。他们与自己晚年所作的四十篇八股文一样,非为功利而作,超越了功名之心,“皆发《五经》奥蕴”,是“日月江河天人性命之文也”(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三册《夕堂永日绪论自序附识》,岳麓书社,1995年,第698页。)
王夫之从八股文说经的本质出发,提出了八股文写作是进行文化复制的观点,他认为,“程子与学者说《诗经》,止添数字,就本文吟咏再三,而精义自现。作经义者能尔,洵为最上一乘文字”(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五册《夕堂永日绪论外编》,岳麓书社,1995年,第843页。)。故他认为,只有三类以文化复制的方法写出的八股文才是真八股文:
“钩略点缀以达微言,上也。其次则疏通条达,使立言之旨晓然易见,俾学者有所从入。又其次则搜索幽隐,启人思致,或旁辑古今,用征定理。三者之外,无经义矣。”(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五册《夕堂永日绪论外编》,岳麓书社,1995年,第845—846页。)
从这一观念出发,他提出要写好八股文,让其“精义自见”,就要“与圣经贤传融液吻合,如自胸中流出”方可。他强调八股文先要博览,“不博极古今四部书,则虽有思致,为俗软活套所淹杀,止可求售于俗吏,而牵带泥水,不堪挹取”(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五册《夕堂永日绪论外编》,岳麓书社,1995年,第858页。)。他强调作八股文必须遵经守注,但也要有所发明,“经义固必以《章句》《集注》为备,但不可背戾以浸淫于异端。若注所未备,补为发明,正先儒所乐得者”(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五册《夕堂永日绪论外编》,岳麓书社,1995年,第854页。)。他反对“以酸寒嚣竟之心说孔孟行藏”,认为“言之无怍,且矜快笔,世教焉得而不陵夷哉”。从这些认识出发,他反对王阳明的“良知说”,斥责“李贽以佞舌惑天下”(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五册《夕堂永日绪论外编》,岳麓书社,1995年,第859页。),认为他们的学说一侵入八股文,便偏离了八股文载道之旨,使得内容变味,世教陵夷。他也反对割裂经文出那些截搭题,这是使人“侮圣言而莫敢违之,经义之不足传,非此等使然与”(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五册《夕堂永日绪论外编》,岳麓书社,1995年,第868页。)?
由八股文说经的本质特征出发,王夫之坚持八股文只能进行文化复制,反对由王鏊开创的所谓“成弘法脉”和钩锁呼应、代字、填砌浓词虚字、反起正倒、模仿唐宋八大家之种种文章作法。他认为八股文“自王介甫至天顺以前皆自以意传圣贤之意,钱鹤滩、王守溪者起,始为开合起结排比之桎梏。嘉靖中叶周莱峰、王荆石以来,又剿袭古人文字,其变不一,乃不知人间何用此物”(王夫之《王薑斋四书文自序》,清光绪刻本。)。他认为,八股文写作只有“钩略点缀以达微言”,“疏通条达,使立言之旨晓然易见,俾学者有所从入”,才能原汁原味地复制出经旨和传注的奥旨微言,方是正道。“经义竖两义以引申经文,发其立言之旨,岂容以史与序记法搀入”(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五册《夕堂永日绪论外编》,岳麓书社,1995年,第848页。)。因大讲作法,使得成化、弘治以后的八股文“一变而愈之于弱靡”。他特别反对明代王鏊、钱福、唐顺之、瞿景淳“四大家”“各有蹊径,强经文以就己规格”(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五册《夕堂永日绪论外编》,岳麓书社,1995年,第843页。)的做法,因为这就有曲解圣贤旨意的可能。从八股文的本质出发,他认为“经义固受法于题,故必以法从题,不可以题从法。以法从题者,如因情因理,得其平允。以题从法者,预拟一法,截割题理而入其中,如舞文之吏,俾民手足无措”(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五册《夕堂永日绪论外编》,岳麓书社,1995年,第845页。),这是应批判的,因它违背了八股文是解说经文即题目这一本质特性,会导引八股文走上以法“害道”之邪路。
在批判明代八股文的种种错误理念与做法时,王夫之指出了它们产生的时间及其代表人物,从而勾勒出了明代八股文发展变化的轨迹。
如他指出
八股文“自王介甫至天顺以前皆自以意传圣贤之意,钱鹤滩(福)、王守溪(鏊)者起,始为开合起结排比之桎梏。嘉靖中叶周莱峰、王荆石(锡爵)以来,又剿袭古人文字,其变不一,乃不知人间何用此物,法虽屡变,要皆皎然《诗式》之类耳。”(王夫之《王薑斋四书文自序》,清光绪刻本。)
这段话及“国初人文字止用平淡点缀”(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五册《夕堂永日绪论外编》,岳麓书社,1995年,第844页。)一句,就以简洁的语言,把八股文自宋代王安石起,至明代天顺以前的作法,及成化、弘治至嘉靖中叶时的变化情况勾勒出来。
又如,他指出:
“四大家未立门庭以前,作者不无滞拙,而词旨温厚,不徇词以失意。守溪起,既标格局,抑专以遒劲为雄,怒张之气,由此而滥觞矣。及《文钞》盛行,周莱峰,王荆石始一以苏、曾为衣被,成片抄袭,有文字无意义,至陈(栋)傅(夏器)而极矣。隆、万之际,一变而愈之于弱靡,以语录代古文、以填词为实讲,以杜撰为清新,以俚语为调度,以挑撮为工巧。”(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五册《夕堂永日绪论外编》,岳麓书社,1995年,第849页。)
这段话就将“以古文为时文”的发展变化过程勾勒出来,并指出了“以古文为时文”运动中所产生的种种问题。
对于割裂经文所出之小题,特别是所谓的截搭题中之“巧搭”题,王夫之是深恶痛绝的,他指出:
“经义之设,本以扬搉大义,剔发微言;或且推广事理,以宣昭实用。小题无当于此数者,斯不足以传世。其有截头缩脚,以善巧脱卸吸引为工,要亦就文句上求语气,于理固无多也。守溪作此,以剪裁尺幅为式,义味亦复索然,特不似后人作诨语耳。若荆川(唐顺之)则已开诨语一路。”(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五册《夕堂永日绪论外编》,岳麓书社,1995年,第867页。)
“横截数语乃至数十语,不顾问答条理,甚则割裂上章,连下章极不相蒙之文,但取字迹相似者以命题,谓之‘巧搭’,万历以前无此文字。自新学横行,以挑剔字影、弄机锋、下转语为妙悟,以破句断章,随拈即是为宗风,于科场命题亦不成章句……以功令束人,使相效以趋于卑陋,侮圣言而莫敢违之,经义之不足传,非此等使然与?”(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五册《夕堂永日绪论外编》,岳麓书社,1995年,第868页。)
这两段话,将小题、巧搭题之产生时间、原因及发展过程都指了出来,并对其负面作用给予了严厉的指斥。这样的言论还有不少。凡此种种,将其连缀,便形成了明代八股文的发展变化略图。
为说好经,王夫之既反对离开题目大讲作法,也反对用华词丽藻来作文,主张八股文用词要简洁,以准确为上。他认为那些“忧愤填胸,一寓之经义,抒其忠悃”(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五册《夕堂永日绪论外编》,岳麓书社,1995年,第850页。),如黄淳耀真情毕露的文章,是能“传之异代,论世者必不能废”的好文章。而汤显祖、赵南星、王思任、刘侗的小题文,“以灵隽之思致,写令生活”,“洁净中含静光远致,聊拟其笔意以骀宕心灵”(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五册《夕堂永日绪论外编》,岳麓书社,1995年,第867页。),也是值得称道的。可见王夫之主张在八股文保持其经学性的同时,并不反对八股文写真性情,不反对八股文的文学化倾向,其标准是要写得好,在大的框架上不违背孔孟之道。
王夫之是第一个对明代八股文作出系统审视及评判的人。他的这些见解,代表了当时一批人的心声,是值得重视的八股文理论。但王夫之站在卫道士的立场,又为明朝灭亡而痛心疾首,故在总结明代八股文的利弊得失时有不少偏激之论,如对“以时文为古文”,对隆庆、万历时八股文的变化情况都痛加鞭挞便有失公正,但从大处看,他的八股文观还是有其独到之处,不少话是一语中的,给后人以很大启迪,这就充分显示出这些论述的价值。
6. 类似羡慕的慕的这类字还有哪些并组词?
、慕名而来:因为听到某人或某事的好名声而前来,表示对被赞誉之事物的强烈向往、敬仰或追求。常用于描述客人前来拜访、参观以及报考某个名校等情形。
2、孺慕之思:指年少时强烈地怀念教导自己的人。
3、贪慕虚荣:形容人非常爱虚荣,渴望得到别人的赞同和认可。
7. 道光皇帝为何要传位给咸丰?
清宣宗道光帝生前写下了秘密立储诏书,这也是清王朝秘密立储期间最为特殊的一份诏书。之所以说它特殊,是因为这份诏书不仅涉及到皇位传承问题,还包含了一项“人事任免”——“皇六子奕訢封为亲王”。立储诏书中居然包含了对另一位皇子的册封,这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那么,道光帝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行为呢?其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道光帝为什么会选择“平庸”的清文宗咸丰帝而不是“强悍”的恭忠亲王奕訢(鬼子六)?
嫡庶之别虽然清王朝并没有严格遵循“嫡长子继承制”,但是嫡子优先的大原则还是事实存在的,道光帝本身就是以嫡长子身份继承皇位的。嘉庆二十五年,清仁宗嘉庆帝驾崩于避暑山庄,情急之下,身边的人居然没有找到嘉庆帝随身携带的秘密立储诏书。但是,回北京乾清宫取回另一份备份又需要时间。国不可一日无君,最终孝和睿皇后钮祜禄氏出面,宣布由道光帝即位,她给出的理由就是道光帝是嫡长子!至于背后那些原因,这里我们就不去深究了。可见,彼时“嫡长子”还是颇有些市场的。
咸丰帝与奕訢相比最大的优势就是嫡出!虽然咸丰帝出生时的身份也是庶出,但是随着其生母孝全成皇后钮祜禄氏成为道光帝的继后,潜邸时期的咸丰帝也跟着水涨船高,成为了彼时道光帝唯一的嫡子!这对于奕訢而言是致命的,因为嫡子优先是清王朝的祖制,除非非常必要或者万不得已,道光帝是不可能去破这个例、不惜违反祖制的!虽然孝全纯皇后去世之后,奕訢的生母博尔济吉特氏成为了摄六宫事的皇贵妃,俨然就是代理皇后了!但是,她就缺一个名分,可是道光帝到死也没有给她这个皇后名分!因为这个名分,奕訢也永远只能是庶出了……
传统思维道光年间,虽然英国人用坚船利炮敲开了清王朝的国门,但是清王朝统治阶层的思维依然停留在原地,并没有与时俱进。对于道光帝而言,面对江河日下的江山社稷,选一位稳重、中庸的守成之君比选一位具有开拓精神的皇帝要更加保险。虽然未必可以将清王朝带回“康雍乾盛世”,起码短期内不会败光老底!
选择一位具有开拓精神的继承人就完全不同了,虽然他有可能把清王朝带向另一个盛世。但是,同样有可能将清王朝这条破船带向彻底沉没!一统天下、强盛无比的秦王朝和开启盛唐气象的隋开皇盛世都能被雄才伟略的秦始皇和隋炀帝折腾光,更别说是早已病入膏肓的清王朝了……道光帝赌不起!他首先得保住江山、对得起清太祖努尔哈赤、清太宗皇太极。
不巧,道光帝只有这两个选择,没有第三条路。咸丰帝虽然能力“平庸”,但是性格稳重,而且非常“孝顺”(当然,这里面有杜受田的功劳),在玩弄权术方面也还是比较厉害的,正是典型的传统“守成之君”。反观奕訢,他对于西方的东西过于热衷,而且在玩弄权术方面是相当欠缺的。这一点从奕訢被咸丰帝两口子玩成那样也能看得出,他在玩弄权术方面的确不是咸丰帝的对手!而这,恰恰就是中国古代传统帝王所必备的“技能”。一个不擅长玩弄权术的帝王,注定了他会被别人“牵着鼻子走”,绝非皇位继承人的上上之选!这恐怕也是道光帝最终放弃奕訢的原因之一,这个人太锋芒毕露却又不擅长权术,的确不符合传统帝王的标准,不是吗?
在权衡利弊之后,道光帝最终选择了咸丰帝,但他内心依然是纠结的!为了能让这种纠结心理得到缓解,道光帝在秘密立储诏书了加上了“皇六子奕訢封为亲王”。但是,这根本无法改变任何东西,仅仅是道光帝心理上的自我安慰而已。即便是一些人说的为了保全奕訢,恐怕也只是一厢情愿罢了。作为皇帝,咸丰帝如果真的想要杀掉奕訢,恐怕他也只有引颈待戮的份儿,不是吗?
事实证明,道光帝的眼光还是非常独到的。奕訢不仅没能斗得过咸丰帝,连寡嫂慈禧都没玩得过,最终让慈禧利用“甲申易枢”给踢回家抱孩子去了……这样一个志大才疏之人,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为奕訢说话!他唯一拿得出手的所谓“洋务运动”,最后也以“甲午海战”的完败惨淡收场……可想而知,如果道光帝真的传位给了奕訢,搞不好清王朝亡得更快也未可知,不是吗?至少本人这么认为!
记得前些年陈宝国先生曾经主演过一部电视剧《恭亲王》,这部电视剧刚出来时的片名叫《一生为奴》,用来概括奕訢的一生太确切不过了!他只适合做具体的事情,根本不是当皇帝的料……从中国传统帝王的角度而言,奕訢比咸丰帝差的不是一星半点。他唯一的优点就是思想上放得开,可是,难道这不是他的身份决定的吗?一个亲王,不用担历史责任,搞砸了皇帝背锅!如果他成了皇帝,他还能那么“开放”吗?恐怕就很难说了……咸丰帝只是没有赶上好时候,如果是在道光朝之前,未见得他就成不了一个合格的“守成之君”,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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